看人 | Kate Millett，一代女权领袖如何惨遭姐妹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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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米利特

被背叛的女权领袖

 

♢云也退 

“出名需趁早”，张爱玲这句话，不知凯特·米利特听到了会是个什么心情。作为女权主义活动家，凯特会觉得这话很女权，鼓励女性独立，早早摆脱男人束缚，但是出名后的体会，凯特这辈子都不想再经历第二遍了。让她出名的书——《性政治》，写时的动机一半是为赚点生计钱，却因机缘巧合而成了爆款：1970年，美国学潮的余波未消，而六十年代的反越战和民权运动暂告段落，于是，意犹未尽的年轻人把多余的能量撒向了下一个充满不平等的社会区域——性别。

凯特·米利特年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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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米利特是明尼苏达圣保罗市人，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血统，她那恪守妇道的母亲万万想不到，自己的小女儿会走上一条激烈的叛逆之路。1954年大学毕业后，凯特拿着英语文学学士的学位，用了十年的时间去做一个雕塑家，随后，她在日本认识了同行吉村二三夫，二人很快成婚。之后就是1968年了，凯特卷入了学潮，其中，对男女平权的迫切呼声，与她头脑里父亲酗酒后殴打家人、母亲充任父亲意志的执行者等种种记忆都对上了号。问题很清楚，而答案，也在显现。

凯特成了个波希米亚青年。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同时自称“（曼哈顿）下城雕塑家”。当时，在女子学府巴纳德学院教书是她的收入来源，可是1969年初，身为博士候选人的她，参与创建了纽约的女权主义团体Redstockings，惹恼了巴纳德那边。她被解职了，三十五岁，正是需要事业和钱的时候，而一个女权主义者靠丈夫接济也说不过去。凯特做出了决定：写本书。

 当年Redstockings的女权主义宣言：

Sisterhood is Powerful

《性政治》，三十多万字厚厚一本，是根据上一年在康奈尔大学发表的一份演讲一点点扩充而成。她用性压迫、性革命和反革命的角度去审视西方文学，越写越慷慨激昂。书出之后，她用最先进账的800美元买了两幅波斯地毯和一辆旧车。又过了不久，第二笔版税30000美元到手，凯特后来说，“我可耻地、毫无意义地有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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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从童年而来的生命的压抑感，始终在她的头上挥之不去。大红大紫也是麻烦的开始。和每一个第一次出书的作者一样，凯特很紧张，既希望多一些人关注，又怕人多嘴杂，批评谩骂让她招架不住。她尤其担心来自自己阵营的攻击，因为女权主义是一个极容易内讧的运动，两个女权人士之间争吵起来，或许要比一个女权人士和一个死硬派的大男子主义者的交锋更激烈。

名声来时，排山倒海，书出之后，寓所里的电话铃一刻不停，一座座学府向凯特打开大门，请她去做演讲；她出现在一个个电视访谈节目里。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时候，漫画家爱丽丝·尼尔给她画了肖像，凯特两眼间距很近，眼袋很重，目光中并存着坚毅与宿命的预感，一头又厚又长的黑发披散下来。封面故事里称凯特是“女性解放运动的毛泽东”，她那远在明尼苏达的母亲则被这幅漫画给惊到了，捎了一句明摆着要触怒女儿的话过去：“凯特，上电视的时候洗洗头发！”

一个早晨，即将出发前往埃默里大学讲演的凯特，吃完早饭后从餐桌边站起，弯腰呕吐了。新买的波斯地毯全脏了。丈夫站在一旁目瞪口呆。凯特没有怀孕——她终生未育，毫无征兆的呕吐似乎只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凯特·米利特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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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是那一期《时代周刊》就足以让《性政治》的销量达到一个新高，书也顺利地印到了第四版。在飞来飞去地签售、讲座之间，凯特发现一个抉择越来越紧迫：她必须公布自己真实的性取向，对于一个女权主义旗手来说，这一点是必需的。但是，一旦公布就必然会招来憎恨，比如圈内大佬贝蒂·弗里丹就会看她不顺眼。弗里丹比她出名更早，1963年的一本《女性之奥秘》确立了她的领军人物地位，但她素来是“蕾丝边”的敌人，只因其公开表示，很难想象两个女人相爱时的样子。

双性恋的身份，削弱了凯特讨伐男权的力度，而女同性恋的圈子却有心推举她为领袖，她拒绝了，她说自己不适合搞政治。不过，《性政治》一书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凯特在书中所采用的论述方法——为了让人类变得更好，就要细读一个个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文本——现已得到了充分的认肯，虽然很难说，1970年代的这一波女权运动，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让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

贝蒂·弗里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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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了两个大章节来勾勒女性解放的历史和建立在性别基础上的压迫的历史，她引用了像马克斯·韦伯、汉娜·阿伦特等哲学、社会学者的著作来探寻父权中心文化的“文学表达”，她强调，人类沿革至今的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是一种被制度化的“内在殖民”，两性关系是一种压迫，其存在比任何形式的隔离都更顽固，比任何一种社会分层都更难以颠覆。孩子从一开始就接受了不平等的社会系统，日后长大成人，也就按照这一套标准来理解自己的世界。“性统治”表面上是无声的，实际上却成了无所不在的文化意识形态，人们所拥有的最基本的权力观念就是男人统治女人，男人支配女人。

在后边的几个章节里，凯特将四位有名的欧美男作家胪列出来，解读他们的作品。用英语写作的D.H.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以及法国人让·热内，对前三位，凯特从其作品中揭示了作者的厌女症和刻意将性别神秘化的倾向：劳伦斯表现了爱就是“主宰另一个人”，米勒代表了“歧视和厌恶”的声音，梅勒是一个“男子气概的囚徒”；相反，惊世骇俗的小说家热内被她举为一个正面的例子，其作品是体现性压迫之心理学的最佳文本。

The Prisoner of Sex是诺曼·梅勒为驳斥米利特专门写的一本书

男性读者最精彩的一句评价是：读这本书的感觉，就仿佛是“人坐在那儿，睾丸被核桃夹夹住”那样。诺曼·梅勒则被深深地激怒了，他正处在人生的巅峰，一部《黑夜大军》刚刚让他傲然跻身美国当代文豪之列，凯特·米利特却将他的旧作《一场美国梦》揪出来批驳。“我们来一场公开辩论吧，”梅勒写了反击文章，又公开下了战书，凯特立即拒绝——她完全没有那份心思。

凯特·米利特

女权主义摄影师Cynthia MacAdams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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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四十岁的凯特出了她的第一本自传《飞》，书名可以改叫《〈性政治〉之后》，因为书中很大的篇幅都在写《性政治》给她引来的后续事件。梅勒这样的男对手，再凶悍也能躲着走，让凯特头痛欲裂的却是女人；《性政治》并没有因为挖男权统治之根而让女人看清了她们共同的利益，从而放弃争端，相反，女权主义者更加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对的。有的女人支持同性恋，有的则坚决反对，有的女人坚持认为不婚才是抵抗男权统治最好的办法，有的愿意结婚却拒绝生育。女同性恋以为凯特是自己人，却不知，虽然凯特早在少女时代就有了同性恋倾向，但她内心依然觉得女同是丑恶的事。这种本性和认知之间的矛盾，有谁会关心吗？没有，她们只在乎“支持”或“反对”，只在乎这位风头一时无二的明星作家是否站在自己这一边，能给自己的立场撑腰。

诺曼·梅勒一向是女权主义者最可怕的敌人，是让她们如鲠在喉的厌女狂

女权运动有太多让凯特齿冷心寒的地方。她设法认真对待那些最残忍的评论，最怒气冲冲的施压，但耐心一点点被耗尽了。女权运动倘若大搞内斗，组织内部分裂成一帮一帮的人，那就与它的初衷相去太远，凯特觉得，有些女人的面目已可憎到让她同情男人的地步了。她坦言，自己完全没想过要在第二波女权运动里当什么领军人物，她的位置就相当于第一波中的维多利亚·沃德赫尔（曾经竞选总统的美国女权主义领袖，活跃于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一个并不情愿的、只是因为机缘凑巧而成了意见领袖的人。

在《飞》一书中，凯特给予了最高评价以及感谢的，是个男人——她的丈夫。她感谢吉村二三夫的包容，让她的能够自由地寻找同性伴侣并和她们久居。凯特坚持双性恋是正当的，并暗自希望，如果这一点能得到普遍的支持，那才证明她的工作是有效的；同样的，每个孩子都拥有自由地袒露性取向的权利。她交的女伴们并没有因为她有丈夫而公开说什么不利于她的话，吉村比她们更不容易，凯特留足了篇幅来感谢他的善解人意和包容。

凯特·米利特自传《飞》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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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政治》也是题献给吉村的，只可惜，没过多久，她和丈夫的关系也急转直下。包括那场呕吐在内，凯特的一些举动让吉村怀疑她患了严重的心理疾病，情绪不稳，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凯特的母亲和姐姐闻讯后，利用她回家的机会，带她去做了心理分析检查，随后，凯特进入了漫长的治疗期，其间发生了太多起违背她意愿的事。对于母亲，凯特一直是有负疚感的，因为她的同性恋倾向沉重地打击了她，但她那两个姐姐也张罗着给妹妹治病，她的丈夫和女情人也一个个都劝告甚至威胁她，必须去接受正规的疗程并不能自由活动。凡此种种，都让凯特伤心透顶。

她出的书里，有一本就是讲自己这段不幸经历的。而《性政治》到了2000年左右已成为一部少人问津的经典。读凯特晚期的访谈和评论，觉得她对于自己当初的事业选择也有些失望。无论怎样安慰自己，女权主义所进攻的是最难以改变的东西，是否有成效，端看人心的缓慢变化，而领袖们只能一波过去换下一波，除了写《第二性》的波伏瓦这样，其他人都不过是过客。

西蒙娜·德·波伏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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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的最新版《性政治》中，《纽约客》的资深作家蕾贝卡·米德撰了一篇导言，其中说，《性政治》所呼吁的社会变革至今未有实质性的发生，它更大的功绩还是在于促发了更多的讨论。今年9月6日，正在前往巴黎的旅途中的凯特猝然去世，陪伴她的是索菲·凯尔，两人相伴已久，也正式结了婚。一生多舛的凯特·米利特，最后的几天应该是很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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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原创

首发《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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